1952年，李薰所长从英归国，即择址沈阳筹建金属研究所。他是蜚名中外的物理冶金学家，且是远见卓识的组织领导者。建所伊始，他即确定金属所应该是科研、技术开发和管理的有机组合，防止重科研，轻技术开发，后勤行政管理薄弱的倾向。当时金属所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如何组建一批各类专业人材汇聚的队伍。正值此时，我和新婚妻子王景韫于1949年从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来东北参加工作，我们分别于1952年底和1953年先后调到沈阳金属所筹备处。李所长亲自接待了我们，经他坦诚热情的教导和动员，我们放弃了去研究室工作的想法，毅然投身到技术行政管理系统的建设，王景韫分管图书馆，我分管器材科。

王景韫由于在学校学习时成绩优秀，又有较好的外文基础，北大有意留她任助教，但被她婉拒了。在担任图书馆工作后，她按李所长的安排办了俄语速成班，编写教材并担任授课老师。按所里规定，全所研究人员包括归国的科学家不熟悉俄文的都要参加学习，李所长率先报名，他认真听课，参加多次考试并公布成绩，一时在所内外传为佳话。李所长后又大胆启用王景韫担任前苏联科学院领导巴尔金院士来华考察时的随行翻译，陪同巴尔金院士到国内各大钢铁企业调研，收集有关资料，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钢铁发展计划的编写提供了可靠数据。她还为金属所图书馆首次建立了系统的科技档案。

我在张作梅先生（和李所长同期归国的学者专家）主持下，协调组织大型设备仪器的国外订货。当时，研究人员对器材科一些被视为“管卡”的规章制度颇多怨言，为此，我们改革了一些采购、领用办法，变被动为主动上门服务。人手不够，所领导把随同他们从北京同来沈阳的冯长锁、肖增跃等人抽调来器材科，加强外出采购力量，我们还按日把研究室要领用的器材用小推车主动送到研究室。科里一些年轻人对研究器材不熟悉，买错或规格不符的事时有发生，我们就虚心检查，举办了“废品展览台”，在台上亮“家底”，展示那些积压物资，主动咨询研究人员能否代用，减少损失等，从而改善了行政人员和研究人员间的和谐关系。

其实，建所初期具有理工学历的大学毕业生来金属所改作行政工作的并不个别，如主管计划科的龙期威同志、负责基建科的易振维同志都在默默地为筹建工作做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基础工作，带出了一支朝气蓬勃、勇于担重的骨干队伍。

好景不长，1957年5月，　 全国各地掀起“反右”风暴，横扫各界各层知识分子。年青时代的我既幼稚，思想又比较活跃，就被带上 “工作越积极，思想是越反动”的极右帽子，送公安部门劳动教养。王景韫也受到株连，受到了开除团籍，调离机要岗位的处分。这时社会上又在掀起“向科学进军”、“大跃进”的运动，劳改部门也要照办，我们被视为另类“精英”，免去重体力劳动，改分配从事研发项目。夏非和我承担的项目是高尖端石英器皿的试制，石英玻璃由于在光、热、电方面的种种特性，有着广泛应用。例如，石英玻璃毛细管迄今在精密铸造高温合金叶片上仍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材料。

我过去从未接触过这方面的工作，检索国外有关期刊杂志上的资料也属理所当然的首要程序。于是在劳动教养院领导派的一位警察监护下回到金属所图书馆，在王景韫耐心帮助配合下，较好地完成了任务。进入实际的试制过程中，我也曾向金属所求援、搬兵，请到真正的技术精英，如李诗卓、李玉光等去现场指导。这可算是金属所在特定的年代、环境下和特定企业的一次成功的“产学研”合作事例吧！如今在锦州、大连的石英玻璃企业的老人中，仍可听到对这段历史的津津乐道。后来，夏非因体弱不支，金属所把他提前接回所复职，而我仍旧沉淀在石英玻璃行业中，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回到科学院。

再说王景韫，当调离情报机要岗位后，被派到金属学院当老师教外语。所里规定，凡拟出国进修和报考研究生的研究室人员都要经过外语能力的考核，王景韫倒是没背上“受了处分”的包袱，尽责尽力地执行任务，和学生们相处得很融洽，得到他们的支持尊敬。

1962年，金属学院撤销，王景韫得以回到研究室搞科研，她一再表示要把相对荒废了十年的化学物理专业抢回来，忘我地工作和再学习。1965年~1970年她在化学物理相分析组任题目组长。1974年~1984年任金属电化学室主任，并继续在相分析题目组做研究。在此期间又被派到1979年西德马普学会在华举办的“金属腐蚀防护”暑期学习班当翻译，1981年担任西德举办的金相学习班翻译。1979年提升为副研究员，1986年提升为正研究员。1982年~1983年还招收了两名硕士研究生：付岩松和张建中，目前他们分别在加拿大和英国工作。1984年~1990年她调出研究室筹建Chinese Journal of Metal Science & Technology杂志，任编辑，兼管杂志出版和发行。1990年离休，离休后反聘为杂志写稿。撰写并发表论文约20篇，参加编写《合金相电化学》一书，于1984年出版。

2013年，金属所将迎来建所60周年大庆，如今1953年前后来所的老人能幸存回忆当年往事的不多了。景韫是1953年初扎着小辫进所的一个女学生，她性格内向，静娴寡言，甚至有些腼腆，但内心要强，勇于尽职尽责，甘为人梯或衬托的绿叶，又多噤口不言。为此，作为她的老伴，我要多多感谢和景韫多年亲密相处的老搭档姜晓霞研究员，是她见证并向我提供了景韫回到研究室后的种种经历，而我从未清楚地听景韫自己提起过。

上述回忆只想记载她是如何始终偎依在像似母亲般的金属所身边，默默地接受需要她做的种种任务，从无牢骚、讲价，不论熟悉与否，都能边学边做，做就做好，也不论周边环境的顺逆变化。记得文革时期，作为“右派家属”、“反动学术权威”恐怖笼罩下的她，拖着孱弱的身体，领着尚稚嫩的孩子们蹒跚地跟在金属所后面，接受着所里许多好同事、好邻居们对她的保护，没有遭受到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凌辱！

2010年，她重病在床，生命的烛光已很微弱，面对床旁呵护她的所里老同志、老邻居和亲人们，她最后以一个淡淡的微笑向大家告别，她的笑容中充满了对亲人好友和金属所的无限眷恋和不舍。 

作者：孙大正（所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