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九六二年由武汉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进入金属研究所的，当时分配到第九研究室（难熔金属研究室）相图与强度课题组工作。李薰所长兼任我们研究室第一室主任，庄育智教授任我们室主任。该课题组比我先参加工作的成员有马应良、吴平森等同志。我同庄育智教授、吴平森在一间办公室。只要是李所长在沈阳，他下班前半个小时准会到我们办公室来，主要是听取我们汇报研究工作的进展情况，探讨一些问题，作出相应的指示。有时也会给我们讲讲国内外的见闻，使我们受益非浅。

虽然李所长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然历历在目，下面就我的回忆，谈谈他对我印象最深的几件事。

一、钢中氢脆的研究

李薰所长是1937年通过湖南公派留学考试，到英国雪菲尔德大学冶金学院深造的。1938年获得该大学布朗敦奖章及奖金，1940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留任雪菲尔德大学研究员兼指导。

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一名飞行员驾机出事，该飞行员的父亲系上院议长，故要求对该起事故进行调查。李薰作为技术人员参加了调查组的工作。他提出了钢中因为氢的存在产生微裂纹，在疲劳的条件下微裂纹扩张最终导致发动机主轴断裂发生坠机事故的结论。为了证明这一结论，他带领了六名研究人员，从钢中定氢开始，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信服的实验、理论研究工作，获得了奖励和科学博士学位。这一项科研工作在冶金领域属于开创性的工作。至今，国内外学者只要提到钢中的氢，都还会提到李薰的工作。1945年李薰任该大学冶金学院研究部负责人。他培养出不少英国、印度和其它国家的科学家，仅华裔研究生就有张沛霖、张作梅等人，他们后来都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上世纪六十年代，师昌绪先生曾去英国考察，当他来到雪菲尔德大学冶金学院参观时，接待人员还请他来到当年李薰所长的实验室，他们指着李所长亲手制作的仪器说，虽然这些仪器早已没有人使用了，但它们记录着李博士的智慧和成就，我们保留它还具有巨大的历史价值。

 二、李薰回国

李薰是当年国际冶金学领域里成就最高的华人科学家之一，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萨本栋先生就曾经邀请他回国创建冶金研究所。李薰看到了国民党的腐败，不想投靠蒋介石集团，限于当时的形势，他也不好明确表态，于是就提出了一个庞大的建所计划，需要大量的外汇作建所经费。而蒋介石由于打内战财经困难，自然无法筹集这笔钱，这样一来，中央研究院想组建冶金研究所也就成为了泡影。

解放后，新中国要发展重工业也需要组建冶金研究所，周总理让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通过先期回国的王大珩先生向李薰发出邀请函。这一次李薰不但未提出任何条件，还主动召集在英国的人员包括张沛霖、张作梅、庄育智、柯俊、方炳等人商讨建所事宜，他还用自己在英国工作多年积攒的积蓄购买了一部分仪器和图书，欣然回到新中国为人民的科学事业做贡献。

他当初从英国经过香港回国时，英国当局不允许他将英镑带回人民的新中国，无奈只得将他的部分外汇存在香港银行里。上世纪六十年代国家经济困难，他便把这笔外汇无偿捐给了国家，这也体现了李薰爱国主义的高尚情操。

三、金属所选址

“金属所为什么建在沈阳？”，“文革”时期沈阳的生活条件较差，我们曾向李所长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李所长是这样说明的：一九五二年科学院筹备组建金属研究所的时候，原定是设在北京中关村的，而且土地都圈好了，牌子也挂出来了。但当时东北人民政府重工业部王鹤寿部长特意到北京找到李薰，把他请到东北来参观，陪他看了鞍山、抚顺、本溪几家钢铁厂，当时这些工厂由于战争的破环和外国军队的掠夺已成废墟。日本人甚至说：鞍钢这块地留给你们种苞米去吧！王部长问李所长这些厂能恢复生产吗？得到李所长肯定的答复后，他进一步要求李所长把金属所建在沈阳，好就近解决东北几个钢铁厂的技术问题。于是金属所就在沈阳安家了。李所长还开玩笑地对我们说：“如果金属所早一年在北京建好了，我们就不会来沈阳了；如果再晚一年建所，王鹤寿已调任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部长，也许也不会把我们拉到沈阳来建所了！”

金属所在创建初期，一方面在建设科研大楼、附属工厂和家属宿舍，一方将科研人员（大部分是新毕业的大学生）分成几个组分别深入到鞍钢、抚钢、本钢和大连钢厂等现场，同厂里的技术人员、生产工人一起活跃在生产第一线，不但帮助这些工厂很快地恢复生产，而且将生产实践中发现的问题，做出深入的研究，发表了一批高质量的科学论文。

四、做出“老祖宗”的工作

李薰所长不仅是金属所的创建人，而且是我们尊敬的学术前辈。李所长的氢脆研究工作是开创性的工作，也就是他本人常说的“老祖宗”的工作。对于如何做出“老祖宗”的工作，从李所长平时的谈话中我是这样领会的。

一、“老祖宗”的工作是从解决工农业出现的实际问题中提炼出来的，而不是从文献资料中发掘出来的，这一点对于应用科学来说更是极为突出的。

解决工农业生产中出现的“硬骨头”性质的实际问题意义非常重大，但是不能“就事论事”地把问题解决就算了，要能深入研究，发现更为本质的东西，并将它们提高到理论的水平，这样才可能会有开创性的工作。

二、要想做出开创性的工作，必需自己动手“搞设备”。用别人的仪器设备，至少比别人要落后十年，何谈创新！谈起搞设备也不一定要追求大型、精密的设备，他还曾举卢瑟福的“原子有核模型”用α粒子轰击金箔的实验装置的例子来向我们说明。对于葛庭燧先生测量金属内耗的扭摆——“葛氏摆”他也是十分称赞的。

在他和庄育智先生的指导下，我们难熔金属研究室绝大多数的实验设备都是自行设计和制造的，如真空自耗电极电弧炉、真空持久强度试验机、小型真空压蠕变试验机、真空高温维氏硬度计、小型真空非自耗电极电弧炉、真空高温钨丝淬火炉和大型真空退火炉等等，开创了我国最早的难熔金属合金的研究工作。

三、李薰所长教育我们要敢于创新、善于创新；要敢于接受国家重点任务，不但要很好地完成任务，而且还要取得理论成果。一九五三年建所初期，他把恢复东北各大钢厂的生产当成金属所科研工作的主要任务，不但很好地解决了许多生产中的难题，而且也发表了不少具有理论价值的学术论文，如为了解决钢材质量问题，开创了国内对钢中夹杂物和薄板夹层的研究。作为例据，我想介绍庄育智先生的工作，他从研究某厂高压加氢装置爆炸事故的分析工作入手，深入研究复相不锈钢中δ—铁素体的恒温分解，探讨这一类钢中σ相和χ相形成的规律，先后在《金属学报》和《中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的学术论文，不但提出了合理的热处理工艺，而且从理论上阐明了这一类钢材变脆的原因。

一九五八年之后，李所长又将金属所的科研方向由为钢铁工业服务转向为国防尖端技术服务，在所里成立了四室、九室、十室和十五室，这些研究室不但取得了许多实际应用的成果，还做出了许多理论成果。

　　　

一九八三年三月我从外地出差回沈阳，所里按照李所长（当时他已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指示要我赶快去四川泸州出差，任务是去西南化工研究院考察某新工艺中的材料腐蚀问题，并要求我及时用电话向他汇报（李所长将自己和师昌绪先生在北京的电话都留给了我），好由他决定如何同化工部签订合作协议。但未曾想我到泸州了解到所有的情况后，当晚给他挂电话时，他和师昌绪先生都联系不上了。第二天一早我同科技处卢廼谦联系，才知道李所长已经在昆明因病永远离开了我们。一九八四年十二月，我去昆明参加全院专利工作会议，在昆明分院领导的陪同下，我特意到李所长去世前下榻的翠湖宾馆去凭吊他。漫步在宾馆院中的二堤、五桥和湖畔的柳荫下，回想起李所长对我的教导，心中感慨万千，记得当时曾填写过《西江月》词一首：

“昔闻春城秀色，今朝尽在眼前。二堤五桥柳色鲜，萦绕湖畔楼馆。 犹记泸州复命，吾师出巡川滇。音容宛在已经年，天上人间路断。”

 

作者：李绍光（所友）